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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视角下证人证言的证明风险与审查判断 发布时间:2020-03-12 16:55:08     发布人:李峰旭
 

    辩护人视角下证人证言的证明风险与审查判断

辽宁科泰律师事务所  王梓舟 孙永利

 

 

       证人证言绝大多数属于直接证据(本文技术性将其归结为直接证据),能够一步到位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尤其是目击证人提供的证言,一经查证属实,就能够直接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司法实践赋予证人证言极高的证明价值,当然,证明价值越高意味着证据存在的证明风险越大。根据美国学者的调查,在美国死刑案件的错误定罪裁判中,68%的案件涉及直接证据问题,其中包括错误的证人辨认结论、存在偏见的证言。从最高法院某法官对已纠错的50件冤假错案总结看,竟有94%的案件涉及虚假或者有偏见的证人证言或被害人陈述。

       受“案以供定”传统思维的影响,言词证据的证明价值相比于其他各类证据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实务中司法机关对证人证言的审查难以另人满意,办案人内心往往将证人证言的证明价值采取技术手段人为提高,置于超越客观证据的地位,仅次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这就客观上要求辩护律师能够及时有效的开展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工作,发表专业的辩护意见,以充分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从公安机关离职后一直从事刑事辩护律师工作,本文拟从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角度分析证人证言存在的各种风险,以及如何针对证人证言为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有效辩护。

 

一、证人证言的证明价值

证人证言作为言词证据,直接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其证明价值毫无疑问地被排在了仅次于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的位置,大多数检察机关或者审判机关的办案人在解读卷宗时往往采取将证人证言与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供述一一比对,而后总结出某个案件事实的办法,将其他实物证据等客观证据作为辅助证据来印证证人证言所陈述的事实,将客观证据作为佐证言词证据的存在,甚至将与证人证言不相吻合的客观证据摒弃不用,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客观对待言词证据的证明价值和证明力,是我国目前刑事司法实践的基本把握,无论在理论还是司法实践层面,证人证言的证明价值是毫无疑问的,是大量案件中最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然而证明价值与证据风险是矛盾的统一体,证明价值越高,证据风险越大。作为辩护律师,做到严格科学地审查证人证言,对于办好刑事案件是至关重要的。

 

二、证人证言的失真风险与虚假风险

(一)失真风险

1.预期风险:证人猜测性、推断性证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五条之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在“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法律将办案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判断权置于最突出的位置。证人的义务是将自己亲身感知的真实情况向法庭陈述,不允许证人发表意见性证言,其原因在于:一是意见性证言侵犯了法官独立判断案件事实的权利;二是容易干扰法官的独立判断。当然,根据一般生活经验能够认定此类证言符合事实,此类意见证言也能作为证据使用。

在某涉黑案件中,被告人董某某被控非法控制某地区的拍卖行业。公诉人在指控时列举了一份证言:“董某某在某地区的拍卖行业里就是‘教父’级别的人物,谁也不敢得罪他”。这份证言就是典型的推断、揣测性的意见证言,我国社会生活中没有“教父”这个概念,脱离了亲身感知的事实,意见证言就丧失了作为证据使用的基本条件,所以此份意见性的证言是不能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定案根据的。

2.感官偏见:证人的感知偏差

受客观条件的影响,证人可能在感知案件事实时存在感知偏差。在本人办理的丹东某起由沉船事故引起的刑事案件中,有证人陈述目击了现场的沉船过程,陈述其亲眼看到甲船将乙船撞翻。综合其证言与其他证据,辩护人发现,证人所在船舶与沉没的乙船以及甲船几乎在同一条直线上,证人所在船舶与乙船在甲船的两侧,且距离事发地1.2公里左右,如此远的距离,加之视线的遮挡,由此可见证人认知案件真实情况的可信度较低,这就是感官偏见导致的证明风险。

笔者分析了司法实践中较多的案例,发现侦查实验是破解证人感官偏见最好的方法,辩护人要善于从蛛丝马迹中挖掘证人证言存在的感官偏见,然后进行科学的分析并建议办案机关进行侦查实验。

3.程序偏见:暗示性、诱导性信息

程序偏见是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诟病的一种严重的证明风险,尤其广泛存在于辨认笔录中。

实践中由于侦查人员会对某些案件的嫌疑人存在先入为主的内心确信,导致其可能会在证人对于嫌疑人的辨认中存在某些暗示,这种暗示极大地增加了辨认笔录的证明风险。辩护律师要善于发现辨认笔录与其他证据之间的矛盾,如果是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关键证人就要努力说服法庭通知证人出庭作证,通过证人庭前签署保证书,庭审中交叉询问的方式纠正程序性偏见。

4.作证偏见:证人选择性陈述

证人因其身份的不可替代性,并不适用回避制度。这意味着,与案件当事人、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也可以作为证人。但司法实践表明,证人对一方当事人的感情或者与案件结果存在利害关系,会导致其证言产生偏见性。一些国家的证据规则要求排除具有重大偏见性的证据,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3条规定:“相关的证据,如果具有不公正偏见……在实质上超过其证明价值时,亦可被排除,不予采用。”我国法律没有针对偏见性证言的排除规定,只是在《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二款有提示性规定:“下列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有利被告人的证言,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不利被告人的证言。”

与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亲属或其他密切关系和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这两类证人的证言均可能存在严重的偏见,基于人的本性,证人很可能作出趋利避害的证言。所以对于有特殊关系或者与案件结果利害冲突的证人所做的证言辩护律师要严格识别,并综合判断案件其他证据,如果存在着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要将这种证明风险及时提示司法机关办案人员,以免引发错案。

(二)虚假风险

由于证人证言重要的证据价值,虚假的证人证言对于司法机关办案人员、辩护律师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有重大的阻碍,一旦将虚假证言作为定案根据,那么对于司法公正性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笔者根据自身的办案经验,同时搜集了一些由虚假证言引发的错案,得出的结论是,错案几乎都有一个特点,即作出虚假证言的证人均不是立场客观中立的证人,换句话说均存在作证偏见。这种偏见的来源为证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或者与案件处理结果之间有利害关系,亦或者与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之间有某种利害冲突。不言自明,证人证言的虚假风险正是由上述证言偏见风险升级而来。证人虚假证言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报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期望得到社会关注、缺乏医疗救助、试图获取不正当利益、嫖客未支付嫖资、为其他不法行为提供托词、为不当性关系提供托词等等。

虚假的证人证言与被害人陈述之间未必是无痕迹可寻的。识别这种虚假证言,辩护律师要仔细辨别证人的陈述逻辑,一旦证言不合逻辑,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未能得到合理解释,即应保持审慎的怀疑,再结合其他证据仔细分析是否能客观证明案件的事实。

 

三、证人证言的误判风险

(一)确定性风险,证言的确定度不等于可信度

如上所述,证人证言本身存在着诸多的证明风险,辩护律师必须综合判断所有证据尤其是书证、物证、鉴定意见等客观证据,并仔细辨别与其他证人证言之间的印证关系,寻找关键矛盾与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证言的确定性虽然能够增强司法机关办案人员、辩护律师对于整个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但是确定度并不能等同于可信度,要给予确定性证言足够的重视,应该看到,确定性证言的证明风险要远大于不确定证言或者模糊证言。

(二)详细度风险,详细度不等于可信度

证言的提取过程并不是单纯的侦查人员听取、记录证人陈述其感知的过程,而是双方信息交互的过程。为了提高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侦查人员在询问证人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关键的案件事实或者细节,有时会隐蔽的提示甚至诱导,这就使得很多证人证言在对于案件某些细节的描述上看起来很真实、充分。

作为辩护律师,在查阅证人证言时,要保持对每一个证人证言的怀疑,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十分确信的证言。

(三)证据量风险,证人证言多不等于真实

有的案件中,侦查机关想取得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是很困难的,比如现场破坏严重的纵火案件、难以查到危险物质来源的投放危险物质案件,在难以取证与破案压力的两难下,办案机关往往采用堆砌证人证言的方式来增强案件的证明力。本人办理过的某虚假诉讼案件,在没有任何对嫌疑人不利的客观证据的情况下,办案机关对被害人的父亲、岳父、妻子分别取证,也同时调取了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王某、王某妻子的证言。在嫌疑人不认罪的情况下,办案机关试图以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方式证明其有罪。

面对这样的案件时,辩护律师要仔细甄别证人证言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并及时向办案机关提出案件客观证据的缺失。

 

四、证人证言的异常与辩护切入点

(一)翻证

司法实践中,证人翻证问题一直是难以有效解决的法律难题,成因十分复杂,例如证人当时并未看清案件情况却作出肯定性的证言,后予以纠正;证人可能错将某甲当做某乙,后予以纠正;证人作证时可能受到暴力、威胁,导致其提供虚假的证言,后如实陈述;证人也可能在作证时接受贿赂而提供虚假证言,后良心发现作出如实陈述等等。如果证人的庭前证言发生实质性改变,或者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存在实质性矛盾,辩护律师应当仔细审查证言的真实性。

对于庭前证言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形,有必要申请法庭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出庭作证的,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在出现证人翻证的情况下,属于其他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况,如果证人不出庭无法判断证人证言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原因,所以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一定要尽力说服法庭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立足于司法实践,证人在法庭上更加超脱,但并不意味着证人当庭陈述的证言必然优于其庭前证言,证人的出庭必然需要接受控辩双方对其交叉询问的考验,所以辩护律师在庭前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二)证人证言内容异常趋同

笔者发现,在很多案件中,存在侦查机关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多次询问同一名证人,而每次询问的结果在细节上会有细微的增减,多次证人证言逐渐清晰地描述了某一案件事实,并且与其他证据逐渐互相印证。

这种内容异常趋同的证人证言,大多数情况是由于证人在作证时或者作证前受到了异常的干扰,当辩护律师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此类趋同性证言时,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找到每次证言出现差别的时间点,与其他证据相互比对,从时间上或许可以找到证人被干扰的原因。比如侦查机关在某犯罪现场提取到了符合嫌疑人身份的生物检材,这个时间点是A,第二天,侦查机关询问了十几天前已经作出过证言的证人甲,曾经无法准确描述案件事实的证人甲,在随后的证言中突然能够准确的描述与案件有关的情况,时间A就是证人甲被证据透露的时间点。

辩护律师在发现某案件发生证言趋同后,要通过记录时间节点的方式准确查找、判断出现的原因,及时向司法机关提出,质疑该份证言的证明力。

(三)证人证言从无到有的异常

(四)证人证言细节增减的异常

 

上述(三)(四)的审查判断方式与(二)“证言趋同”的判断基本相同。

       综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通过审查证人证言的来源、证人与案件是否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的实质内容等,综合分析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以及其他实物证据与科学实验证据,分析找出其中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矛盾,并且及时有效地将辩护意见提交给司法机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作者介绍

       王梓舟:法学学士,辽宁科泰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部负责人。

      执业领域:刑事辩护、刑事控诉、刑事合规。

      社会荣誉:辽宁省刑法学研究会理事,辽宁省律师协会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沈阳市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沈阳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孙永利:法学学士,辽宁科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执业领域:刑事辩护、私募基金与股权投资、破产重整与清算、房地产与建设工程、争议解决等。